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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北京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宣布，启用新国展作为首都机场自疫情高发国家入境旅客的转运集散地，经机场检疫后未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的低风险人群，将以此处为临时集散点，再由相关省市和北京各区接转；凡是不能排除新冠肺炎的，将立即通知驻地120，由相关人员转运至定点医院进行新冠肺炎排查。

　　然而，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在2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经过分析，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病死率较高，主要因为早期定点医院的重症医学床位空缺，仅有110张，而其他重症患者分散在二十多家医疗机构，整体上不是由重症医学科的专业医疗团队来管理，一定程度上摊薄了优质医疗资源力量，因此武汉重症患者病死率高。

　　香港入境人数最多，达23162人，其次是台北的19721人。上海、北京和广州是内地入境人数最多的三个城市，以客座率100%计算，分别是9932、5879和5176人。每天需要对这么多入境的人进行检测，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严格执行好检测的责任也异常重大。


　　比如封锁在何种信号下应该执行，如何保证封锁的是最小范围，集中医疗资源应该有几级预案，何种情况下调动哪些地区的哪些医生？社区干部和政府机构的人员能否进行定人定岗的提前培训和演练，保证问题发生时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新岗位上做到来之能战？从流调到ai诊断，新科技能否抓紧完善并在某些地方进行深入的实操？把这些细节想好了落实了，我们面对新冠病毒心里就越来越有底了。


　　其一，3月28日，全国本土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该病例来自河南省漯河市。官方通报称，患者曾与“无症状感染者”一同就餐。


　　期间，各科室主任、护士长也说要做好防护，但是医护人员大多是80后、90后，“压根没经历过任何类似的事情，当年非典，这些工作人员都还在上学，对于大的疫情，没有切身体会，更没有专业防护知识。”上述重症科医务人员说。

　　据郴州市纪委监委第六审查调查室副主任刘洪峰介绍，2019年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初核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向力力案时，发现郴州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周江在郴州工作期间存在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据澎湃新闻此前报道，36岁的国家流调排查和巡回督导队员、广东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主管医师王烁，3月13日傍晚在走访查看社区疫情防控工作时，被一辆急速行驶的面包车从后侧撞倒，经全力抢救无效，当晚23时不幸因公殉职。


　　早上，与香港大学jsm peiris教授视频连线，讨论了关于全国病例的研究设计问题。随后，与广医附一医院黎毅敏书记研究重症病人的救治问题。


　　看着这杜撰的情节，再联想到“一家三口感染后吃退烧药从美国登机入境”、“澳籍华人女子返京后拒绝隔离外出跑步 面对劝阻大喊‘骚扰’”等事件，许多人情绪叠加着情绪之下，一激动就给“海外华人”全都贴上“不给国家做贡献，只想占祖国便宜”的标签，给他们盖章“为国家添乱”，全然不顾疫情发生后很多华人华侨捐款捐物的事实，不顾不配合防疫要求的只是“一小撮”。